一般人都知道，在中国社会有两种贿赂：钱贿赂和性贿赂。钱贿赂就是用钱或财产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性贿赂则是以满足有权势的人性欲要求进行变相贿赂。通俗讲就是权色交易。但是还有一种变相的贿赂形式，它在中国当今的社会里是见得着，抓不着的腐败——“奴贿赂”。
奴贿赂是在官场中，下级向单位领导主要是一把手，以奴性来变相贿赂，使接受奴贿赂的领导在他身上找到绝对权威的感觉，获得权力的快感，而得到领导的重用，谋取更多的私人政治资本。平常人说的拍马屁，奉承领导其实就是奴贿赂。此贿赂不是用钱也不是用性，因此不会受法律的惩罚，看得见，可无法抓住。这是奴贿赂的隐蔽性。
从管理学的角度讲，作为大权在握的领导，需要有一定的权威，才能领导下属完成任务。而作为文明社会的人，只要是下属就必须尊重上级，特别是大权在握的大官领导，这是文明的礼仪，也是现代人的礼貌。但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尊重往往礼貌性质。在这种礼貌的前提下，下属可以发表不同意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是正常的关系。共产党组织原则中有一条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民主是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结果。这种原则非常理想，但现实中往往有些走样。能真正做到高度民主后再集中，就不可能有奴贿赂，但由于人性的自私，很多领导什么高度民主只是个走过场的形式，高度集中自己的权力才是他所追求。
奴贿赂的行贿者对领导的奉承和迎合已经大大超出礼貌的范畴了，对上阿谀取媚、曲意迎奉、媚事君上成为常态，在领导面前显露出崇拜和尊敬神色，以领导的意思为真理，让领导有权力的绝对权威的感觉，这样获得领导的绝对信任，从而达到往上爬、或得到好岗位的好处。这样的人是官场之中最聪明的人，他知道领导的喜好和弱点，撩到领导的最快感处。而对于其它没有实用的次要领导，根本不放在眼里，对一般同事和下属更是爱理不理的。这种人可能没有用钱去贿赂领导，但以奴性贿赂了领导。而喜欢奴贿赂的领导，往往他也是这么过来的。这样的领导，非常懂得官场的规则，善于利用权术为自己谋利益。这样的领导非常聪明的人，他的聪明都用于官场的权术，往往比较独断专横，追求自己的权力快感，群众威望不高，根本没有多少人格魅力，因此他更需要奴贿赂的人当他的亲信甚至爪牙，以权力压制单位里的下属。奴贿赂的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同类，价值观相同，追求也相同，所以能尿到一起。如果一个地方的领导，或一个单位的领导喜爱接受奴贿赂，他身边必然存在大量奴贿赂的人，那么这样的领导就是该地方或单位的不幸。
奴贿赂产生于专制独裁的社会制度，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代更为突出，处处可见奴贿赂的人，丢尽廉耻，刻意奉迎皇上和上司。在封建帝皇社会，皇帝就是天子，就是绝对的权威，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专制制度，决定了官员的选用和罢免权掌握在皇帝和个别权势人物手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体制，“搞定皇帝和上司”就成了古代官场之人心照不宣的最便捷的升官发财的途径。而要搞定上司，首先就要迎合上司的变态人格。正人君子在变态者跟前是行不通的，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于是，无耻之人、无耻之事甚嚣尘上，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欺世盗名、阿谀取媚、投机钻营、曲意迎奉、媚事君上等等，成为官场之风尚。这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奴贿赂。有骨气的人，正直的人往往对皇权表现出礼貌性的尊重。而那些奸臣、那些聪明的奴才就向皇帝进行奴贿赂，从而得到重用。在专制的体制下，即使一般民众也不得不向独裁的皇帝高呼“万岁”，尽管连白痴都知道人不可能活到万岁，甚至过百岁都很难，那是没办法的奴贿赂。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奴贿赂越来越少。而民主社会，文明开放的社会，奴贿赂极少，奴贿赂往往行不通。奴贿赂一定是向权力来源行使，就是谁能给我权力，我才有必要向他进行奴贿赂。善于用奴贿赂的人，换了领导，只要有奴贿赂的空间和机会，他必定还会向新领导实施奴贿赂。如果权力来源于人民，来源于选民，而人民是大多数人，也无法行使奴贿赂。只有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之下，干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对人民的负责。而权力如果来源于个人或少数人，在少数人的暗箱操作给予的，那就有奴贿赂的空间了。在革命年代，为了共同的理想，在革命队伍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志。那时是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时候，革命还没胜利，还没获得权力，那是不可能有奴贿赂。只是当掌握了权力资源后，缺乏有效的监督，奴贿赂开始出现，当今已经相当普遍，人们都可以从报章杂志和现实生活中不难找到例子。
奴贿赂看得见抓不着，可危害性却很大。它带坏了社会风气，它压制了人性，让人们不敢在权力者面前说真话，它使钻营奉迎者得到重用，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使老实干事者累死却得不到公平的对待，长此以往，耗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影响社会管理效率。
只有社会不断进步，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完善和提高，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尊重个体尊严，奴贿赂就会越来越少，社会才真正进入高度文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