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一过，就是麦收季节，也是白天最长的时候了。天刚亮，家里没有钟表，也不知几点，但院落里高大的梧桐树上，成群结队的喜鹊、燕子、麻雀都是最忠诚的义工，他们的赛歌声从屋檐下那被烟灰熏得有些发黄的窗棂中不绝于耳的穿透进来。于是，自己立马就像军人听到了起床的号角，穿上满是补丁的短裤短褂，踏上露出脚趾头的布鞋，睡眼惺忪地向麦地赶去。
山村的早晨，在山腰处弥漫着淡淡的雾气，太阳一照，一会儿消散一空。在蓝得耀眼的晴空下，干草和麦香混合的气味扑鼻而来。
小心翼翼踏过村边小溪上沙石搭成的石桥，穿过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就是山腰那层层金黄色的麦田了。再走近，不远处是一排身强力壮的男人，腰上缠着草绳，弯腰回着镰刀，向地的尽头赶去，留在他们背后的，是一捆捆或站或卧的“麦个子”，已被他们粗壮的大手用草绳捆得结结实实。
男人背后，在麦个子占据的麦田空间，就是孩子捡麦穗的战场。没人招呼，早来晚来的孩子，每人一畦，顺着男人割麦子的方向弯腰捡去。随着晨雾渐渐散去，潮湿的麦穗不再那么柔和，尖利的麦芒像一只只逞凶的小怪兽伸向我们的小手。这麦芒还不是最厉害的，那一排排密密麻麻刀剑一样的麦茬才是凶猛，孩子们稚嫩的小手伸进去捡拾那一串串麦穗，手指甲后面常是留下的斑斑血点。
弯腰捡过几米，腰酸了，就直直腰歇一歇，看到的就是大人留下的那沉甸甸的大半人高的麦个子。那聚拢一起的麦穗，仿佛集体发起了诱惑的笑声，但孩子们从未想起从它身上抓一把作为战利品，不是自己捡的，再多再丰实的麦个子，都与自己无关。捡过十多米的距离，小手抓满了，就整齐有序地将它放在麦陇上。
好不容易捡到地头，自己就像一位跑完全程的马拉松赛选手，终于可以更加惬意地歇一歇了。这时，我会和别的孩子一样，用手拔起地头的野麦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结成草绳，回到麦地，将自己的战利品，一把把聚拢，用野麦子捆起来，于是，也有了自己的“麦个子”，在太阳升过山头一竿子多高的时候，才可以找到自己捎来的绳子一起捆起来，背上自己稚嫩的肩头，幸福归来。
路上，也是歇歇走走。路边，依然有等待收货的麦子。风一吹，哗啦啦，波涛一般掀起此起彼伏的麦浪。偶尔，还会有一只野兔窜出来，惊慌失措地逃向远处。
捡来的麦穗，打家门口过，穿过村子，一直背到村子北面的生产队打麦场。在堆积如山的麦个子周围，女人围成一圈，正在轧麦子：将梳去枯叶、割去麦穗的光秃秃的麦秸捆成个，留作日后盖房子修屋顶用。
村里的保管员守在一个大磅秤前，从麦地里回来的孩子一个个擦着汗，笑哈哈，背着自己的麦穗排队过秤。轮到我了，我就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自己背上的重担摔到磅秤上，差不多每次都是六七十斤，跟我的体重差不多，那是我能背起的最大重量了。称完的麦穗，就被那位像《小兵张嘎》里的罗金宝的保管员双手钳起，一甩手，就飞向麦堆的最高处。
捡来的麦穗要换成工分，记在生产队里的账本上。而我每次的麦穗可以换取多少工分，可以有多少收入，我从未知晓。我能够知道的，就是那时父亲一天起早贪黑的收入是村里最高的十个工分。回到家里，自己最大的酬劳是平日只有过年过节才可以吃到的白面馒头。
捡麦穗的场景，没有几年就已消失，不是因为大型收割机的到来，在我的老家，大型收割机永远排不上用场。家庭承包、分田到户来临，农村社员集体出工、一同挥戈上阵的壮阔场面走出历史的舞台。后来上了大学、参加工作，更是没有了忙夏麦收的机会。现在，村里的口粮田大都改种果园，只剩下零零星星的麦地。夏日的金色麦浪永远成了记忆，母亲夏日常常念叨的“三秋不如一夏忙”的谚语，伴随着老人的去世，也一同尘封在记忆里。唯一没有消失的，是童年的纯真和早起收获的喜悦、那一串串捡拾而没有从麦个子里窃取哪怕一把麦穗的无邪、那从家门口背过麦捆而从未想过可以放进自家家门的无私。伴随着自己一天天长大，它们早已深深印在脑海中。
如今，在警察的岗位上，在这个需要无私、勤劳、奉献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做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心中没有任何的怨言，正如30多年前，那个早起的孩子兴冲冲奔向那片金色的麦浪，去捡拾大人散落的麦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