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文学、绘画和书法于一身而又三者见长的人，在中国数不出几个来，在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仅有的几个则再也找不出人来，因为其他国家的文字根本书不出法来。绘画和书法我不太懂，但看丰子恺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不失为大家。
有这样的感慨源于近日看了子恺先生的一本散文集《闲居》。收入“中国现代经典散文”丛书，无序无跋，也无编者姓名。
子恺先生散文的语言，就象我们每个平常人的生活，没有精彩可言，甚至朴实到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但也正如我们的生活，质朴中饱含精神，平静中充满激情。酸甜苦辣，娓娓道来，向我们铺开了他全部生活的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他全部人生的阅历，向我们倾诉了他全部内心的话语。他写作的对象很简单，就是身边的琐事，就连一只猫、一只鹅、一只蜜蜂、一粒蝌蚪也不放过，一座山、一棵柳、一杯酒也在他的笔下生花，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下，就有一种风韵。读子恺先生的散文，适宜在白天读，它可以让你进入他的世界而忘却尘事，适宜在夜晚读，它可以让你在清凉如水的夜色中感悟人生；可以在平静时读，它可以让你走进一家农庄，体味生活，可以在郁闷或生气时读，它可以让你郁气平和，怒火顿消。
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不胜其数。徐自摩也写过散文，走进徐自摩，象走进了城市的花园，其中花团锦蔟，姹紫嫣红，让人目不暇接；梁实秋也写过散文，走进梁实秋，象走进了名胜古迹，作者是一个解说人，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其中也不乏身边人，身边事，但非得有来历不可，有古人的论证不可；走进丰子恺，则象逡巡在乡间小路上，你看不到遍地鲜花，看不到高山大石，你身边连一个陪伴的朋友也没有，你只是背负着双手，闲适地踱步于阡陌交通。头顶是蓝天白云，脚边是陌生野花，远处有树林青郁，耳畔有脆鸟鸣啼，这，难道不也是一块令人想往的乐地吗？
因为子恺先生首先是一个画家，我们平常人听到他的大名，大多是始于他的漫画，所以他对画面美的追求，犹胜于其他作家。他的有些作品，简直就是一幅一幅生动绘画的组合。看看《白鹅》吧，作者先写了鹅高昂的头，“他伸长了头颈，左顾右盼”，又说，“鹅的头在比例上比骆驼更高，与麒麟相似，正是高超的性格的表示。”又写了的叫声，“无论对任何人，都是厉声呵斥”，“要求饲食时的叫声，也好象大爷嫌饭迟而怒骂小使一样。”最后写鹅的步态，“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象平剧里的净角出场。”看，把这些话语连在一起，是多少幅生动的图画？读了子恺先生的美文，有人才恍然大悟，哦，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美的东西可以写，我们怎么就没有觉察到呢？但当我们发现一件美物，可以写时，却又无从下笔。子恺先生真是给我们出了难题！
站在画家的角度，他的审美方式是独特的，他对美有独到的见解和不同于常人的感受。这种独特，恰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素材是平等的，没有特殊的对美的感悟，不能在平常中窥见特质，再用充满激情的笔调表达出来，很难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这便是好作家这么少的原因吧。打动我们心坎的美究竟在哪里呢？比如女性，他说：“真的女性的美，全不在乎她们所苦心经营的装饰上，我们反在她们不注意的地方发见她们的美。”不但如此，“她们所苦心经营的装饰，反而妨碍了她们的真的女性的美。”比如鼓乐，他说：身心会“同化”在它的“节奏”中，“跟了它昂奋起来”，决不使你难熬。象流水一样汩汩从我们身边流走的，有多少女性的美、音乐的美、其他形式的各种各样的美，我们抓住了吗？象照相一样把他们留住了吗？或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刻意去发见。
美的，便是大众的，但大众的，不一定全是美的，因为大众有时存在盲从。我记得有一个笑话：在大街上，一个人站定了望天，旁边的人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跟着望天，周围的看见这几个望，全都望起来，结果堵塞了交通，而天上什么也没有。子恺先生决不盲从，他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审美价值取向，西湖的船，游客的座位越来越舒适了，愈变愈奢华了，但从他的审美观点看来，“西湖船的形式，二十年来，变了四次，但是愈变愈坏。”对于众人都认为美丽无比的桂林，他也不敢苟同，“我觉得桂林的特色是‘奇’，却不能称‘甲’，因为‘甲’有尽善尽美的意思，是总平均分数。桂林的山在天下风景当中，决不是尽善尽美。”谁有这样叛逆，而且叛逆得能数出一二三来？
子恺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是一个罹难者，他从上海逃难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辗转到了杭州。战争的苦难带给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创伤，作者是受伤者之一。但他一方面从苦难中提取了写作素材，时时刻刻讴歌苦难中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向人民学习，认为只有人民，才是时代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原动力。在他的作品里，饱含对广大低下阶级的赞美。在《半篇莫干山游记》中他写道：“衣服丽都或身带手枪的乘客，在这时候只得求救于这个龌龊的工人；堂皇的杭州汽车厂，在这时候只得乞助于荒村中的老妇人；物质文明极盛的都市场里开来的汽车，在这时候也要向这起码设备的茅屋里去借工具。”无论看似多冠冕堂皇的人物，也离不开下层阶级的支撑；无论多现代的物质文明，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的创造。如果说，他这些只是在巧遇中萌发的感想，那他在《手指》中，就是理直气壮地歌颂了：大拇指比方农人，食指比方工人，中指比方官吏，无名指比方纨绔儿，小指比方弱者，几根手指是有善恶之分的，褒贬抑扬，振聋发聩。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特殊年代，作者对这几指虽有褒贬，但最后还是发出宣言：“五根手指倘能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拳头以抵抗外辱，那就根根有效，根根有力量，不复有善恶强弱只分了。”在当时，这几句话直斥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给全中国人鼓足了干劲。子恺先生的文笔直白，但他有时也委婉，他的那篇《杨柳》可以和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和为姊妹篇，一样的隐喻，一样的赞美，而赞美同一群体，一者为“高”，一者为“下”，子恺先生喜欢杨柳的，“是其下垂”。“杨柳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看似说杨柳，其实赞美的和杨柳同一品格的人。
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被译到日本，亦颇受推崇，作者被看着是当时中国“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吉川幸次郎语），我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