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 广州
在广州生活居住就快七年了。我与广州的关系是否即将进入危机阶段——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之间的“七年之痒”?好像是感到有点厌倦心态。其实,也未必曾经真地爱上过“五羊之城”。我定居广州的缘由,也类同于许多平庸凡
在广州生活居住就快七年了。我与广州的关系是否即将进入危机阶段——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之间的“七年之痒”?好像是感到有点厌倦心态。
其实,也未必曾经真地爱上过“五羊之城”。我定居广州的缘由,也类同于许多平庸凡俗的婚姻:你并不是多么地依恋对方,也不是很确定对方就是你的合适选择,但你懒得再去寻觅、试探、权衡、比较、周旋,于是你就结婚了。于是,广州就成了我的生活场景。
就像一场并不美满但尚可容忍的婚姻,我与“花城”的关系暂时也没有破裂。
前几天,开车时听中国××电台的一档音乐节目。一位百分之百中国人的女嘉宾出语惊人:我只听英文歌,对中文歌一窍不通!她大概只是个外企职员,显然长期生活在大陆,显然也不是每年要往欧美大洋洲飞九十九次。但是,上帝!她竟然说得出那样的话!还好,那不是广州的电台,她也不是广州的女人。如果广州也盛产如此装B的居民,那这里肯定就不好玩,不可久留,只适合逢场作戏来点露水情缘,随后直接散伙。
实际上,广州之所以有那么一点吸引力,之所以值得来点真心,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城市不怎么装B,不怎么假模假势。有亲身例证如下:某天傍晚,与家人去西华路小街边一家老字号小食店吃濑粉。小店名气大,食客颇多,座位不够,只好端了粉坐在店外路旁的圆凳上将就。一辆奔驰S350靠路边停稳,车上四十多岁的一对男女下来,从店里买了粉,也一样坐到街边开吃。
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淡定随意、安之若素的生活气息,广州才有了温暖可爱的一面。
尽管广州的抢劫、偷盗、人身伤害等刑事案件频繁,尽管广州的师奶们有时穿着丑陋的睡衣、趿拉着拖鞋去超市买菜,尽管广州的土著人种看上去缺乏美感、有蛮夷暴戾之气,尽管广州的老旧火车站是脏乱差的完美注解,尽管广州的城中村仿佛人间地狱的一角,尽管广州的执政部门视民众利益如K房小姐的底裤般可有可无,但是,广州坚韧蓬勃的生命力与生活热情却绝不会因此而萎缩或消亡。
这是一座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吃喝并随后释放出能量的城市。这是一座中国第一间麦当劳连锁店落脚的城市。这是一座最早引入并向内地输出现代服务业经营模式的城市。这是一座无数民工、大学生、小商贩、投机者、冒险家、混混、盲流、打手、暴徒、窃贼、半文盲卖淫女、洗头妹、搬运工、山区辍学少年、造假者、贪婪工厂主、黑心餐管老板、纵欲狂、厌世者、心理变态者,以及更多的庸俗良民们,赖以存身并追逐梦想或捐弃希望的城市。
根据我在这座华南中心城市数年的切身体验,我对广州的未来并不是很有信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以广州为统领的珠三角地区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大陆的财富基地与当代产业摇篮。但随着政策、区域、起步领先等优势因素的逐渐消失,这片南粤之地的弱点也明显暴露出来: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企业主无远见,无视环保,只顾眼前现实利益;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主要源于廉价人工所带来的低成本;劳工权益普遍被漠视,进而导致了劳动力供应短缺;产业结构老化、低端;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造成众多行业高级人才的流失,也妨碍了后继精英群体的发育。不过,这片“鸟语”畅行而“花香”寥寥的土地及其居民,与整个中华民族一样,具有强大的耐受力,惯于自我敷衍与消解内心危机,即使在屈辱与极端困苦中也有苟活坚守下去的勇气,所以,我也无须担心广州会沦落到苏东坡时代的局面:远离文明与教化,一片自然主义的蛮荒野地,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
美食家、烹饪大师、诗人兼京城下放干部的苏家大儿子,当年被流放到惠州,估计偶尔也来广州转转,找朋友喝喝酒、发发牢骚。盛夏时节,豪放派的苏先生干脆就赤膊,在荔枝园边弄个旧竹椅半躺着,大吃增城“妃子笑”;吃得“上火”了,就喝几碗流传至今的“黄振龙凉茶”——这是一种老广们普遍迷信的“神奇草药汤”。我猜测,这位豁达的苏兄,大约跟我一样,也不曾正经八百地去学过粤语白话,只求能听懂一点皮毛,以便分清人家是在夸他还是在找他母亲的茬。不过,那时的广惠珠三角,包括香港、澳门一带差不多还是鸟不生蛋的穷乡僻壤,瘪瘪的荷包无法让瘦小的岭南人挺直细细的腰杆、底气十足地在“北佬”“北妹”面前抠挖鼻孔,所以,苏轼应该从未感受到“鸟语”圈子对他有排斥或不恭敬的意思。
而现在的情形则很有些不同。如果你长期生活在广州,白话人士就会孜孜不倦地来诱导你讲粤语;如果你在此地又拒绝学习这种方言,那你显然是脑袋被门给挤了;种种迹象都或轻或重地暗示你说白话既合理又必要;电视上有白话的新闻、白话的连续剧、白话的综艺;电台里自然也是“百鸟争鸣”,——包治百病的医疗广告节目倒是例外,通常是“专家”“主任”们操着各种江湖骗子风格的蹩脚国语在散布“福音”;连报纸也加入了白话普及的热潮,开设专栏教“外省人”来认读奇异的白话文字。这样的形势下,你再不学“鸟语”都觉得没脸见人了。
也许,我与广州的“婚姻”真地成了问题,因为缺乏“共同语言”?
(附记:昨天在某超市收银台结账时,背后突然有一中年大嫂探过头来,以千分之千正宗的东北大嗓门,外加十足的韭菜盒子气息,朝收银员接连喷射出几句询问与自我解释——大意是有人把不想买的熟食“栽赃”丢在她的购物车里了,她能否把“赃物”直接放在收银处。该大嫂脱口而出的气势,流露出的“是人,就该懂东北话”的信念,是如此的确定与淳朴,让人恍惚间觉得身为中国人不会讲东北话真是人生一大失败、一大耻辱!可惜的是,那位收银小姐显然被东北大嫂的方言喷呆了,楞是半天没反应过来!)
200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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