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6日，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戴德哉的一封检举信，将自己的学生、浙江大学药学院副教授贺海波，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个月后，因涉嫌抄袭、剽窃原博士生导师实验数据，共计发表8篇假论文，浙江大学撤销贺海波副教授职务和任教资格，并将其开除。
就事件而论，贺海波论文造假自然难逃其咎。一则学术活动不是其他领域，衣帽服装、饮食就餐、饲料肥料、买狗售鸟、以致出口造假偏偏老外，行业系统庞大，领域宽泛，只要心术不正之徒有之，造假欺骗都免不了的，而学术活动历来都遵循的都是实事求是，尤其科学活动来不得半点虚伪和糊弄；二者作为即将任教于大学，晋升为副教授，则更不应有丝毫的蒙混过关、糊弄他人糊弄自己的行为。身为大学教师，以身作则，教育他人，自己却是个李鬼，岂不损害了大学，损害了大学教师？！
事情在从反面来说，贺海波面临的晋升条件是不是过于苛刻？在2年的时间里，要8篇论文，才能够任副教授，才能够任教，才能够落脚浙江大学，否则，将一切不可能。那么，这是在选教授，是在聘任教师，还是要论文？2年时间，出得来8篇论文吗？
不知什么时候，中国的用人机制从极为灵活、知人善人转变为几个条件、几个门槛。用人的条件是学历、职称、岁数、论文，达不到再好也不用，达到了就行，至于人品如何，有没有问题、行不行、有没有能力就没有人管了。学历必须的是本科以上，其他人一律排除在外，导致社会上学生上学升级，读完本科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读硕士，就是为了好找工作，我们的大学，什么时候成了就业培训中心了？？没有职称就不行，再好也不要，岁数必须35也下，超过就不行，论文就得8篇，7篇就没有商量，一篇更别想。
记得解放前，大学教授胡适一次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竟是在当时中学教学的钱穆，胡适找到钱穆对他说，你不应该教中学，应该交大学。于是把钱穆聘到了大学教学，钱穆后来成为了学术界的大师。李苦禅家境贫寒，中学没有读，仅仅是个小学文化，他来到中央美术学院报考，却要求必须有高中文凭，他找到校长徐悲鸿，徐看了他的画，说：你这个画就是文凭。李苦禅得以就读，日后成为画界大师。
蔡尔城是垦区的气象研究员，一次德国的天气在线来电话，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预报准确率是多少？蔡答：百分之三十。蔡尔城被这家聘为预报员。
这都是一篇文章、一句话用人的例子，在过去、国外比比皆是。如果将胡适、徐悲鸿拿到今天来行不行？那是做梦都没有门的事。如果将蔡尔城的事放到中国行不行？没有听说过。
话再说回来，贺海波并不是个鸡犬之辈，也不是不勤奋，在2年的日日夜夜里，含辛茹苦，辛劳不已，就是把这8篇论文造假造出来了，也够任教的资格了。试问，那个国家，那个大学要人家2年出8篇论文？科学研究一年能不能出上一篇论文？国外大学的研究人员多年不出论文和成果，许多科研课题都是许多年才能有结果的，或者是研究一生都没有结果。我们国家就死逼着弄论文，死逼着出书，叫科研成果，没有科研成果就评不上优，评不上教授，评不上职称，评不上房屋，一直弄到了艺术院校，让陈丹青一顿通骂。
8篇论文完成了，任教了，副教授晋升了，进浙大了，一切都好，人才合格，完事大吉，贺海波前途光明一片。至于论文是不是假的，人品如何，这些就没有人管了。如果不是戴德哉检举，一切都风平浪静，学校、个人两乐和。这种不看人，不看才，只看文凭、论文的用人模式，在现实中国的任何领域都成为主宰，不可撼动。也让中小学教师退化，大学教师官僚化、平庸化，大学成为官僚机构，其他领域人才平庸，都只为能评上级别、评上职称，不拉步就完事，以致频频出现聘任人员各种方面的问题。
贺海波的论文事件表面上是造假，是此人品德问题，但是深层次的确是中国用人机制、用人模式弊端的又一次暴露。如果全民齐动员，彻底批判贺海波的造价，倒不如反思现今中国这种用人极为可恶、阴暗的一面。用人机制、用人体制是一个国家整体体制最为重要的一面，什么样的机制、体制，必然造就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土壤生长什么样的植物，这也是我国几年来学术造假事件频出的结果；彻底根除造假事件也必将成为不可能，不改变用人模式，打假成为假打，学术造假还将继续下去。再则，什么样的机制、体制，也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社会人才的面貌，人才受制，庸人得势，将大大抑制社会各个领域前进的脚步，竞争的步伐。未来中国就不会是一个人才济济，生机勃勃的气象，反而会是官僚作祟，人员浑浑噩噩的局面，这不是耸人听闻。
学术造假这些年屡见不鲜，该是采取措施、改革弊端的时候了，我们不能等到全国无假不再，乱致透顶，再亡羊补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