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中国似乎进入了多事之秋，各种群体事件接二连三，暴力犯罪，杀人越货，跳楼自焚等血腥案件充斥报端。“严打”打了十几年，虽然每年中国杀人的数字已经高居世界之首，也未见打出个什么“红彤彤的新世界”。而一些人则认为，GDP的快速增长，即可以富国安民，和谐共荣，天下太平。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些隐匿在GDP背后的凄惨故事，或许才是解读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
最近，看到一篇关于几个打工者为了维权而每每受挫的报道，觉得很有典型意义，不妨引述如下：
事情并不复杂，说的是陕西几个青年，相约来到河南长葛一家豫港商务酒店设在二楼的足浴保健会馆打工。然而，不到半个月时间，一件突如其来的灾难却降临到了他们头上。2010年9月26日这天，正在上班的女青年蒋红，竟被会馆经理的儿子强奸了。同在酒店打工的陕西老乡，闻听此事群情激昂，一致要求店方对这一伤害事件给个说法，并承担其应负的责任。然而，店方老板态度极其冷漠，他们一方面软硬兼施，要蒋红顾忌“女孩子的名誉”不向警方报警，一方面却矢口否认店内发生强奸一事，同时还威胁这些打工者：不要找店方的麻烦，不要和店方谈赔偿，不要把事情闹大，即使闹大，他们也能把事情压下去。
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陕西十多个打工者集体提出辞职。遭到拒绝之后，他们又到酒店门前静坐。这种种维权举措非但没有挽回应有的权利，反而招致更大的灾难。先是被酒店雇用的20多名打手暴打一顿，接着未付一分工资又被赶出酒店。万般无奈之际，他们只好求助于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倒是来了人，但一不惩办凶手，二不批评店方，只让给了其中五人每人300元的所谓“精神安抚费”便草草了结此事。
这些被店老板斥责为“无赖”“刁民”的打工者，其实都是一些老实巴交靠出卖苦力生存的草根细民，若不是生活所迫，他们何必背井离乡来到外面看人的眉高眼低呢？一些人在学校的成绩也并不错，只是由于家庭困难不忍心让父母为高昂的学费而发愁；或者是为了弟妹得以完成学业，而自己甘愿辍学才悲壮地走上了社会。他们的要求实在不高，只想“老老实实地打工，干干净净地赚钱”，“不争一口气，只争一碗饭”，为此受苦受累颠沛流离在所不辞。然而，即就是这一最低的要求也难以实现。这次长葛的屈辱遭遇，让这些年轻的打工者几近崩溃。
一个社会最可悲的，不是出了几个坏人，干了几件坏事，而是丧失了对于坏人坏事惩治的功能。有人曾说：一次犯罪污染的只是一段河流，而一次司法不公污染的却是河流的源头。当人们在遇到恶人的伤害强权的侵犯时，自然而然地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政府和司法。但如果政权不能保护弱者，不能为他们伸张正义，那么，弱势群体还有什么指望呢？这个社会又靠什么来维系呢？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述贫富差距悬殊时揭示了一个当今中国存在的“怪圈”。他说：“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
其实，政府的权力不只可以寻租，而且已经和权贵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已经很难再代表人民的利益了，而是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富豪的保护神。那位店老板之所以飞扬跋扈敢放狠话，就是因为背后有权力的支持。
河南长葛酒店的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了，陕西的几个打工者可能又奔赴他乡另谋生路了，一切似乎归于平静。类似陕西青年的这一维权遭遇，每日每时还在各地上演着。比起那些家破人亡的流血惨剧，他们的这点坎坷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并不震惊的事情，留在他们心灵深处的屈辱与愤怒，却是很难磨灭得了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遭际，将会愈来愈深。其中有一个叫张青的18岁的小伙，就曾经想要“不计一切代价，把那些欺负过他们的人全部撂倒，弄个鱼死网破。”看看当今众多犯罪青年的人生历程，你能说他的这一席话仅仅只是狂言吗？“哀莫大于心死”，社会没了公平正义，青年没了理想追求，什么事情会干不出来呢？张青的“鱼死网破”虽然未得实现，却也撂下了一句狠话：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发誓，这个仇将来非报不可！”
这些年，中国的GDP在快速增长着，且成为许多官员骄人的资本。岂不知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还有着比它增长得更快更多的存在，这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不满和仇恨。
吴敬琏在谈到那种“怪圈”时还特别指出：
“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是的，是走不来的。只要这种“怪圈”存在一天，不满和仇恨也就存在一天，而且日积月累，愈久愈烈，总有一天会突破临界线成为井喷之势。果真如此，那就不仅仅只是毁掉几个仇人，几个酒店了，而是整整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