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里，除了宝玉的爱情生活外，他的读书问题是故事发展的另一条脉络。自第二回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起，便有抓周时“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的铺垫。
政老爹对儿子的厌恶主要集中在读书上，宝玉欲去家塾，他一通冷嘲热讽：“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而宝玉也是每每听到老爷叫，则直如“头顶打了个焦雷”，恰如贾母说的“把胆子唬破了，见了他老子不象个避猫鼠儿？”
那么宝玉真是一个如此不堪的“酒色之徒”吗？其实与荒淫无耻的贾珍、贾琏、贾蓉、薛蟠辈比，他显然更具有文人的气质、情调和学识。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里，他拟的匾额对联超凡脱俗，才气逼人，没点书文底子是做不来的。当大家看到一种不知名的花草时，他居然可以引经据典，一直说到《离骚》、《文选》等书，可见其阅读范围之大，涉猎之广。而为晴雯之死所作的那篇铺陈奢华的《芙蓉女儿诔》，显然是有着《离骚》楚辞、两汉赋家的影子。
这父子俩矛盾的焦点，其实是在读书的功利性上。老子要的是金榜题名的科举——“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第九回）。《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儒家著作，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
贾府是一名门望族，贾氏宗祠之匾及长联均为“衍圣公孔继宗书”——大概是孔圣人的哪代嫡孙。贾琏的小厮兴儿曾说过：“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而贾政自己更是“自幼酷喜读书，原欲以科甲出身”，不料“皇上因恤先臣”，竟直接给赐了一个官。老子金榜题名的美梦破灭，就愈发想要儿子实现，聊藉平生之憾。自己缺什么，非逼着儿子补什么，这是中国特色，古今不变。
而儿子宝玉呢？则性喜“远招近揖，投辖攀辕，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第三十七回探春诗社帖），如魏晋人物般，做个风流才子。他痛斥求取功名者为“钓名沽誉”、“国贼禄鬼”之辈。谁要劝他“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立马就拉下脸来，下逐客令。对老子看重的“时文八股一道，平素深恶此道”，认为其“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明清的科举考试唯八股文一途。八股文题目主要从《四书》里出，议论的内容也必须根据理学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它有着极严格的格式，可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等组成部分。
在周作人先生的《知堂回想录》里，记载了一个诙谐的破题：题目——三十而立（《论语》），破题——圣人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这种僵化迂腐的文体除了应付科举，其实毫无文学价值。但欲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八股文就成了进身之阶，敲门之砖。这也是政老爹严逼儿子苦读《四书》的原因。
在曹公的《红楼梦》里，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对立，看重实利的现实主义与愉悦精神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博弈。在宝玉的爱情问题上，守礼世故的宝钗是现实主义的考量；率真聪慧的黛玉则是浪漫主义的选择。在读书问题上，老子看重的是现实的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儿子向往的是浪漫的魏晋人物放浪形骸。从“现实”的宝姐姐时不时劝宝玉关注“仕途经济”，“浪漫”的林妹妹则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也隐隐透露出一点消息。
从爱情上的“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到读书上的“素喜好些杂书”，不以举业为念，显示出宝玉自己的向往还是浪漫的精神世界，这也是作者曹雪芹所隐隐推崇的倾向。高鹗后四十回的宝玉“中乡魁沐皇恩”结局，恐怕不符合曹公的本意——“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看破的，遁入空门，好一似食尽鸟投林”。宝玉在爱情与读书的双重压力下，不与尘世妥协，一走了之，遁入空门，才是正理。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现下的应试教育，死记硬背，僵化迂腐，骨子里与当年的科举颇有几分相像，也无非一摧残青少年身心的敲门砖。但是，倘若有好事人指着鼻子，非要我说出对自己孩子读书的看法，我却只能坦承，与那个不讨人喜欢的“政老爹”一样，逼儿子扔开杂书，苦攻“举业”。
浪漫主义是“昂贵”的，因此只能赢得口头的赞誉；现实主义却是“普罗”的，故可得到具体的实施。借知堂老人的一句话，人毕竟只有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