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4年春的一个傍晚，铁路俱乐部何主任在礼堂门外收拾几件西洋乐器。这时，过来一个愣头愣脑的青年，指着光灿灿的小号说，把它借给我玩玩儿。主任看他长得高高大大虎了虎气有意逗他，就说，你如果能把它吹响了就借给你。他对着号嘴鼓起腮帮子，脸憋得通红，眼睛都快努出来了，嘟，居然吹响了，只是声音跟老牛放屁似的。主任忍着笑一挥手说，行，借给你了！
这位爷就是机务段有名的缺心眼儿，34岁仍然单身的大江。自从有了这把小号，大江每天早晨6点准时站在空旷的菜地上，滴嗒地吹上个把钟头，无冬历夏一吹就是一年半。他的老家在南方，每年歇12天探亲假，遇上他歇探亲假，菜地上的早晨半个月没有号声，附近的居民就会互相打听，那个吹号的呢，怎么不吹了？还等他叫早儿呢。呵呵，您瞧，把他当成大公鸡了。
吹借来的号不过瘾，大江心里盘算着自己买个小号。
车辆段三八车组有个乘务员因为一心工作三晃两晃成了老姑娘，也是回民，经人牵线两人相识并很快成婚。一天，新婚的妻子带他去王府井买衣服。一转眼，他从信托商店里买了一支旧小号。妻子生气了，说那东西不能吃不当喝的至少得一个月工资，逼他退了去。他红着脸虎着眼说，不退，不退。边说边抱着小号后退，一脚踩在西瓜皮上，来了个老头儿钻被窝儿，仰面朝天摔在地上，脑袋摔个大包小号也没松手。妻子看在眼里又气又疼，只得由他去了。
几易寒暑，大江能吹出几首曲子了。开工前，工友们新奇地围着他，他是个人来疯，吹得更起劲儿了。吹了一首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有人建议吹红色娘子军里的万泉河水清又清。由于这只曲子高低落差大，加上他功底薄，吹到军爱民来民拥军时，那个军的音吹露气了，引来围观的一阵笑声。同组的老姚说，大江，你吹得跟放屁似的，也不知道寒掺，快别吹了。在宣传队吹萨克斯的老田敲锣边儿说，就是，你看他那牙，里出外进的，根本不是吹号的料儿。大江没言语，心里凉嗖嗖的，依然鼓着腮帮子吹，直吹得嘴起了泡，泡成了茧，腮帮子肿了起来。妻子一看他吹号那傻劲儿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怎么嫁给这么一个不无正业的主儿，能吹出大米白面吗？又一想，他除了喜欢乐器没有其他嗜好，不招灾惹祸的也算是不错，随他去吧。可是，看到他腮帮子都肿了也心疼，就劝他，别吹那玩艺儿了，怪费劲的，还是吹口琴吧。大江听了以后一梗梗脖子说，我就不信吹不好小号。
分局宣传队排演京剧红灯记缺个小号手，俱乐部何主任想起了大江，召他入队。大江如鱼得水，有了向内行请教的机会。经过勤学苦练，整场红灯记的小号谱居然吹下来。从此，他在宣传队站住了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大江的小号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机务段联欢，分局会演，沿线慰问都少不了他。这正应个那句歇后语，隔着门缝儿吹喇叭，他名声在外了。
有一次分局宣传队去京原线的山沟里慰问演出。村民们闻讯赶来，骑驴驾车，扶老携幼，不远百里。人多礼堂小，说是礼堂其实是候车室临时改的。挤破大门仍有许多人在外面。一曲曲民歌，一段段舞蹈，观众如醉如痴，场面十分热烈。演毕上路，老乡们分列道旁，目随足移，其情依依。宣传队员们感慨万千，大江也从中看到了艺术的魅力，知道了手中小号的份量。
时下赚钱成为时尚。宣传队的同伴们有的去歌厅唱歌，有的去舞厅伴奏。老田组织了个乐队去舞厅伴奏，叫大江去吹小号，大江不去。他虽然退休了，依然有自己的日程表。早晨和晚上，去天坛公园给自发跳舞的人们当义务伴奏员拉手风琴，高兴时也下去扭上几扭。上午练习书法。大江的毛笔字一直是不错的。工作之余在旧报纸上练习写字，单位里的黑板报都是他写。口琴协会有活动他要参加的，因为是常务理事，他的半音阶口琴技法是黄青白亲自教的。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闲暇时拿起家里的各种号摆弄摆弄，他家里不但有小号，还有元号，长号，手风琴。
不久前有人告诉他，老田从某饭店伴奏出来，骑车经过正义路口，由于是冬天的深夜，一辆大卡车闯红灯，把老田撞死了。他听了以后黯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在吹他的小号，吹的是一首佛教音乐伴奏的歌曲，歌词仅四句，反复回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