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感”这一概念产生于现代，比《荷塘月色》问世还晚。但是通感作为一种修辞现象，却和赋、比、兴一样，是伴随着文学的诞生而诞生，并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发展的。
上古时期的诗歌，如古典诗歌总集《诗经》，已经有了通感的意境：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参考文献【注6】）
“灼”字本义是“烧炙”，形容“桃花盛开鲜艳如火”，不仅给人视觉美感，又仿佛给人热火烧炙的触觉感受，含蓄地表达了通感意境。不过，由于《诗经》语言简单，以四字句为主，表达通感意境尚不够鲜明，因而后人往往以引申义解释，比如刘勰《文心雕龙》：“灼灼如桃花之鲜，依依似杨柳之貌”，就将“灼”字简单地解释为“鲜艳”（参考文献【注7】）。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散文中的通感意境才鲜明起来。例如：
“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参考文献【注8】）
歌声本是听觉，但在列子笔下，韩娥的歌声仿佛具有视觉形象，“绕梁三日”依然游动不止，其通感意境鲜明而又美妙。但是这里应当指出，先秦文学的通感描写尚不够成熟，如韩娥的歌声仿佛有了视觉形象，“闺中藏娇”初见世面，可惜美中不足，这一形象还不够具体，很难想象“绕梁”的视觉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种情况，直到唐诗繁荣时期才趋于具体、完美。例如王建《江陵即事》：
“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头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寺多红叶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半夜独眠愁在远，北看归路隔蛮溪。”（参考文献【注9】）
诗中描写诗人流落巴蜀，思乡难返，看见寺中“红叶”纷乱，竟在视觉中产生了像一片通红的大火“烧人眼”的触觉感受，通感意境具体、完美。可以说，“寺多红叶烧人眼”的“烧”，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灼”，同为“烧炙”义，显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可以解释为通感描写。
但是古人对唐诗宋词中的通感现象，始终认识模糊，不知如何解释。例如：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冰下难。”（参考文献【注10】）
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注：“‘冰下难’尚能状乐声如流水经沙滩那样幽咽，是听的人从听觉直接得来，‘冰下难’并不能产生听觉，只是意识上的联想。”（参考文献【注11】）很明显，段玉裁虽然认识到“‘冰下难’的视觉是从听觉直接得来”，却没有认识到这是通感现象。
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对宋祈的宋词中的通感现象曾作过评论。这首词是：
“东城渐觉春光好，觳皱浪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参考文献【注12】）
胡云翼注：“这首词在当时是著名作品，作者因此而获得‘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称号，上段写春天绚丽的景色，确有独到之处，‘闹’字点染的极为生动。”（参考文献【注13】）
李渔对宋人评价表示怀疑，认为“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参考文献【注14】）
当时有个文学批评家方中通，对李渔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援引《江陵即事》“寺多红叶烧人眼”句，指出“句中有‘眼’，非一‘烧’字，不能形容其红之多，犹之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之红耳。诗词中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参考文献【注15】）。但这“理外之理”究竟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明白。
可以说，在古代几千年的文学历史长河中，“通感”仿佛深闺藏娇，人们对她一直没有明确认识，方中通所说的“闹”字的“理外之理”也始终是个谜。直到现代文学史上，钱钟书教授才将她神秘的面纱揭开：“‘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象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是‘通感’或‘感觉挪移’的例子。”（见参考文献【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