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山大佛寺石窟造像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济南市历城区锦绣川老庄村北青铜山南麓悬崖上。大佛寺石窟内大佛造像高9.05米，躯干雄伟，法相庄严，身着披肩式长衣，胸前博带左右下垂，两手作法界定印平置两膝之上，是山东省现存的最大一尊石刻造像，有“齐鲁第一大佛”之称。石窟内还有菩萨比丘等造像十尊。大佛的建造年代有隋、唐二说，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大佛应建于曹魏黄初年间(220－221)，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理由有七。
其一，“像主徐晃母王”的造像题记
造像题记是造像像主在完成造像之时而勒石刻下姓名、纪年的铭文。在大佛石窟西壁上，有一处无纪年的造像像主题记，虽个别字无法确定音、定义，但“像主亻芝景晖、像主徐晃母王、像主高秋王、像主罗胜男、像主荣僧方匕”字迹清晰，其中的“像主徐晃母王”意为徐晃的母亲王氏。历史上姓徐名晃且有出资造像能力的人只有曹魏的徐晃。史书记载，徐晃(？－227)，字公明，河东杨县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初为右将军都亭侯，后封逯乡侯、杨侯、阳平侯。虽然史书中亦无徐晃造像的记载，但存在徐晃母亲为徐晃造像祈福的可能。
其二，形似汉人的造像手法
笔者参考有关资料发现，青铜山大佛的造像风格符合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风格。中国早期的造像其面相多为圆胖的脸型，形似汉人。服饰有两种，一是偏袒右肩，一是通肩大衣，两肩全被覆盖，看不出内衣。菩萨像的服饰主要突出在头冠上，头冠有花髻冠、发髻冠和化佛冠。化佛冠是头冠中间安立一坐佛。青铜山大佛及菩萨造像符合上述风格。
其三，不留纪年的铭文风格
中国开窟造佛开始于三世纪即魏晋时期。三国时代的佛教中心，北以洛阳，南以建业为据点，北方的佛教造像已经形成风气。青铜山大佛应是佛教造像之风延伸到山东的最初杰作。大佛石窟东壁的明嘉靖十五年(1536)的修窟题记称大佛"昔述古也"，可见宋元时期未有镌刻。有人认为西壁造像建于宋元也无依据，而隋唐时期济南地区的造像题记几乎全都有纪年铭文，唯独现在号称是“齐鲁第一”的大佛忘记了雕刻纪年铭文？不是，唯一的解释是这个石窟造像是中国的早期作品，因为不留纪年的题记铭文是中国早期造像的普遍做法。
其四，9米多高的造像规模
在大佛石窟西侧石壁最高处，有两尊1米左右的造像，时间为唐天宝七年（748),监造者为“上座僧元志”，其题记曰：“天宝七载九月二十七日，上座僧元志敬造石像二躯，一降魔一弥陀，上为国王帝主，下及师僧父母、法界仓生，咸同斯福”。上座僧一般是年德俱高、朝廷任命的僧人。元志作为大佛寺的上座僧，在唐天宝年间建造了两座造像身高仅1米左右的佛像，此时应是大佛寺的鼎盛时期。假如先有大佛寺后有大佛，在史书保存相对完善的隋唐时期，如此的造像规模应有历史的记载，而高9米多的大佛及五位像主在隋唐史料中均无记载，说明先有大佛后有大佛寺。但是，从有了大佛到建起寺院，再由寺院的建立到寺院的兴盛，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这一点上看，推断大佛建于隋唐时期的可能性不大，
其五，青铜山顶部的雕刻痕迹
曹操曾为济南相，济南在曹魏时期的地位又十分显著。徐晃作为曹魏的功勋人物，朝廷在其去世后施以重金加以抚恤，其母王氏欲以重金为亡子造像祈福选择了济南，而青铜山作为泰山山脉余脉，石质适合开窟造像，大佛所处悬崖位置极佳，国内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佛所处的高约60米的悬崖顶部，有明显雕刻痕迹，由此可见在造像之初，计划将整个悬崖雕刻为大佛，但在开凿过程中，像主考虑到工期太长，难以在有生之年看到佛像的建成，因此放弃了整山的开凿，给后人留下了雕刻的痕迹。
其六，对“王薄未息君撰”的解释
有人对题记中的“像主高秋王”和同在西侧北壁上方的“像主王□供养、像主王夏□供养、王薄未息君撰”，其中的“王薄未息君撰”解释为大佛造像与王家有着割不断的关系，而“王薄未息君撰”中的“薄”字斑驳，不能清晰相识，假如这个不甚清晰的字就是“薄”字，但因“徐晃母王”与“王薄未息君”不是同一时代的人，此“王薄”也不是隋代带领农民起义的彼“王薄”。而“供养”在汉代词典中的解释是“提供生计,赡养”、“供给长辈或年长的人生活需要”和“饲养,养活”，从字面上讲，题记是王薄的“未息君”撰写，“王□供养、王夏□”维护更为贴切。
其七、对其他像主的解释
在大佛石窟西壁的题记中，除了“像主徐晃母王”外，还有“像主亻芝景晖”、“像主高秋王”、“像主罗胜男”、“像主荣僧方匕”。其中的“亻芝”作为姓氏，音应同“支”。“景晖”为字或号，“亻芝曜”，非汉姓，可能是西域的译经人；“高秋王”应是高秋氏与高王氏的合称，即高家秋夫人和王夫人，可能为高览夫人；“罗胜男”，从字面看或为女性，应为显贵夫人；“荣僧方匕”，应是法号荣方匕的僧人。从这一题记上看，是徐晃的母亲联合西域的译经人、高家秋夫人和王夫人或高览夫人、罗夫人和法号荣方匕的僧人共同出资开凿了石窟，镌刻了大佛。
鉴于上述所书，笔者认为大佛建于曹魏黄初年间而为确切。
（注：其中有何青友先生的论点、论据）